信任，一直是維繫日本社會運作的重要基礎。在日本，訂房只需要一通電話，不須事先支付定金，因為對方相信你會如期入住；退房時也很少查房，因為經營者相信客人不會帶走任何不屬於自己的物品。日本政府規定，買車的人需要自己備有停車位；但在買車時，政府卻不會調查民眾是否真備妥車位，因為它相信人民會遵守國家法律。
日本政府善於「建構等級」，而日本人民習於「各得其所」；等級與適所形成了社會秩序的共同準則，人民與國家的關係是建立在對制度信任的基礎上。因此，日本政府信任人民會守法、是良善的，而日本人民也學會不過度依賴政府，不去鑽營法律的漏洞。三一一大地震，政府救援速度緩慢，日本仍無絲毫怨言；發放救難物資時，就算隊伍排得再長，民眾也甚少去插隊，這和台灣很不一樣。
因此，日本法律雖然漏洞百出，但通常不會有人想去鑽漏洞；因為日本人不怕法律制裁，卻怕社會輿論的道德譴責。「偽老人」事件的發生，是日本廿年經濟停滯的結果，逼得一些人必須利用制度的漏洞來養活自己；事件爆發後，不但使日本政府與人民之間信任感出現裂痕，也讓社會的信任基礎開始瓦解。
相對於日本的「偽老人」，在台灣，則出現了「假農民」現象。
我國自一九九四年實施「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」後，在選舉加碼效應下，老農年金從每月三千元一路攀升至七千元；尤其，年滿六十五歲者投保六個月即可領取的低門檻，讓農保變成一個領津貼的便道。高達九十一萬的假農民，每年耗掉公帑二七○億元，並排擠許多弱勢團體的社福資源，當然是個大問題。
與日本不同的是，台灣民眾會覺得制度既然留下漏洞，不去鑽就「太笨」、「太可惜」了，人們還會奔相走告。原因是，台灣社會的心理基礎不在信任，而在人情與世故；也因此，台灣的法律一向是「防弊」導向，政府動輒布下條條框框的法規來防範人民犯罪。但這些法律無法防杜鑽營者挖尋漏洞，卻拘礙了台灣向上成長的動力。一旦發生犯罪情事，台灣社會對人情世故的考量通常也高於法律和制度，關說案就是最好的例子；以致台灣的法律和制度不被民眾信任，人民之間的互信感也逐漸破裂。
「假農民」現象，便是源於台灣人善鑽法律漏洞的習性，是人情關說文化下的產物，也緣於社會過度依賴政府的積習。例如，每當發生天災人禍，台灣民眾往往要求元首應該親自到場，否則便覺得自己不受重視，這也讓政治人物習於拉攏及迎合選民，以遂行其政治目的。許多立意良善的社福法律，在人情關說文化下，很容易淪為「統統有獎」的政策賄選，並轉嫁為政府的財政負擔，人們卻習以為常。因為台灣人不太怕輿論譴責，只害怕背負人情世故的包袱。
民進黨為了爭取選票，把老農津貼當成「人人有獎」的社會福利，這是鄉愿而不負責任的做法。在野陣營把老年津貼的改革形容為有計畫的「滅農」，也是顛倒是非的謊言。事實上，「假農民」不但危害社會的公平正義，也侵蝕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信任。
執政黨提案修改《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》，將農保資格從六個月提高為十五年，這是務實面對問題，積極補漏。杜絕「假農民」只是第一步，接下來，應將農保納入國民年金體系，並改變思維，把農業當成一項產業，不要再將它當成福利事業來治理。
當日本的信任感被「偽老人」事件撕裂後，尚有法律制度可以彌補，這是其可喜之處；而台灣的公義被「假農民」踐踏之後，卻還任由政客在傷口上撒鹽，這是我們的悲哀。
老農無罪！假農民與政客才是阻礙台灣進步的禍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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