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4年2月21日 星期五

來源:聯合新聞網


三年前,在日本發生這樣的現象:有些家庭為了冒領每年一百萬日圓的敬老年金,隱瞞家中老人已經過世的事實;有的老人甚至已過世十餘年,家屬為躲避社福人員的查察,竟將屍體藏匿家中,遲遲不敢下葬,任由其風乾枯化。人間悲劇,莫過於此!

信任,一直是維繫日本社會運作的重要基礎。在日本,訂房只需要一通電話,不須事先支付定金,因為對方相信你會如期入住;退房時也很少查房,因為經營者相信客人不會帶走任何不屬於自己的物品。日本政府規定,買車的人需要自己備有停車位;但在買車時,政府卻不會調查民眾是否真備妥車位,因為它相信人民會遵守國家法律。

日本政府善於「建構等級」,而日本人民習於「各得其所」;等級與適所形成了社會秩序的共同準則,人民與國家的關係是建立在對制度信任的基礎上。因此,日本政府信任人民會守法、是良善的,而日本人民也學會不過度依賴政府,不去鑽營法律的漏洞。三一一大地震,政府救援速度緩慢,日本仍無絲毫怨言;發放救難物資時,就算隊伍排得再長,民眾也甚少去插隊,這和台灣很不一樣。

因此,日本法律雖然漏洞百出,但通常不會有人想去鑽漏洞;因為日本人不怕法律制裁,卻怕社會輿論的道德譴責。「偽老人」事件的發生,是日本廿年經濟停滯的結果,逼得一些人必須利用制度的漏洞來養活自己;事件爆發後,不但使日本政府與人民之間信任感出現裂痕,也讓社會的信任基礎開始瓦解。

相對於日本的「偽老人」,在台灣,則出現了「假農民」現象。

我國自一九九四年實施「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」後,在選舉加碼效應下,老農年金從每月三千元一路攀升至七千元;尤其,年滿六十五歲者投保六個月即可領取的低門檻,讓農保變成一個領津貼的便道。高達九十一萬的假農民,每年耗掉公帑二七○億元,並排擠許多弱勢團體的社福資源,當然是個大問題。

與日本不同的是,台灣民眾會覺得制度既然留下漏洞,不去鑽就「太笨」、「太可惜」了,人們還會奔相走告。原因是,台灣社會的心理基礎不在信任,而在人情與世故;也因此,台灣的法律一向是「防弊」導向,政府動輒布下條條框框的法規來防範人民犯罪。但這些法律無法防杜鑽營者挖尋漏洞,卻拘礙了台灣向上成長的動力。一旦發生犯罪情事,台灣社會對人情世故的考量通常也高於法律和制度,關說案就是最好的例子;以致台灣的法律和制度不被民眾信任,人民之間的互信感也逐漸破裂。

「假農民」現象,便是源於台灣人善鑽法律漏洞的習性,是人情關說文化下的產物,也緣於社會過度依賴政府的積習。例如,每當發生天災人禍,台灣民眾往往要求元首應該親自到場,否則便覺得自己不受重視,這也讓政治人物習於拉攏及迎合選民,以遂行其政治目的。許多立意良善的社福法律,在人情關說文化下,很容易淪為「統統有獎」的政策賄選,並轉嫁為政府的財政負擔,人們卻習以為常。因為台灣人不太怕輿論譴責,只害怕背負人情世故的包袱。

民進黨為了爭取選票,把老農津貼當成「人人有獎」的社會福利,這是鄉愿而不負責任的做法。在野陣營把老年津貼的改革形容為有計畫的「滅農」,也是顛倒是非的謊言。事實上,「假農民」不但危害社會的公平正義,也侵蝕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信任。

執政黨提案修改《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》,將農保資格從六個月提高為十五年,這是務實面對問題,積極補漏。杜絕「假農民」只是第一步,接下來,應將農保納入國民年金體系,並改變思維,把農業當成一項產業,不要再將它當成福利事業來治理。

當日本的信任感被「偽老人」事件撕裂後,尚有法律制度可以彌補,這是其可喜之處;而台灣的公義被「假農民」踐踏之後,卻還任由政客在傷口上撒鹽,這是我們的悲哀。

老農無罪!假農民與政客才是阻礙台灣進步的禍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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